1937年3月，祁连山南石窝，徐向前、陈昌浩和残存的西路军将士，被马家军逼入冰雪与荒山之间。部队已经失去完整建制，弹药、粮食和医药几乎耗尽，许多伤员只能裹着破毯子躲在山沟里。此时摆在面前的，不是如何继续作战，而是怎样把剩下的人保住。
南石窝会议，决定部队分散游击，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队伍，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，同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，分别领导各支队行动。徐向前并不赞成自己离开。他说：“大家都是同生死、共患难过来的，要死也死到一块嘛！”
这句话并非临时动议，而是一个指挥员在危急关头的真实判断。西路军连续苦战数月，官兵之间早已形成极深的依赖。总指挥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一旦离开，部队分散后的士气、联络和纪律，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陈昌浩坚持认为，徐向前留在部队目标太大，不利于分散行动。经过争论，徐向前没有再坚持。晚年回忆此事时，他把责任落在自己身上：当时没有坚决留下，过分迁就了陈昌浩，这是终身抱憾的错误。
这份自责，不能脱离西路军当时的处境来理解。1936年10月，红军西渡黄河后，原本承担着打通国际路线、配合宁夏战役的任务。部队初战一条山、五佛寺，随后攻占永昌、山丹，控制河西走廊中部，看起来确实打开了西进通道。
然而，战场形势很快变了。马步芳、马步青调集骑兵和民团，依靠熟悉地形、行动迅速等优势，持续压迫红军。西路军衣物单薄，补给困难，伤病员不断增加。它像一枚钉子扎在河西，却始终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兵员补充。
古浪失利，是局势恶化的重要转折。1936年11月，红九军在古浪遭到优势敌军突袭，城外制高点很快被夺，部队被迫退入残破城内，激战三昼夜后突围，兵力损失约三分之一。排以上干部伤亡严重，原有的攻势被迫转为艰难防守。
更大的打击发生在高台。1937年1月，红五军主力据守高台，董振堂率部苦战。由于守城民团发生叛变，敌军攻入城内，经过街巷血战，董振堂、杨克明和三千多名指战员牺牲。西路军随后被迫收缩到倪家营子，兵力、物资和心理承受力都已接近极限。
倪家营子并非普通村落，四周屯庄以高墙相连，适合构筑防御。西路军曾在这里击退马家军多次进攻，毙伤敌军万余人，但自身伤亡同样惨重。到2月中旬，部队不足万人，伤病员约占三分之一。徐向前判断，长期困守只能坐等消耗，必须寻找机会突围。
有意思的是，西路军并不是没有突围机会。部队曾冲出倪家营子，抵达威狄堡一带，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，以摆脱敌军主力。陈昌浩却决定返回原地继续固守。这个选择使部队重新陷入包围，后来连陈昌浩也承认，重返倪家营子是一个严重失策。
徐向前没有因此公开指责陈昌浩。两人共同承担着西路军的命运，也都明白中央电令和前线判断之间存在复杂矛盾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西路军曾在东进、西进之间反复调整方向，既要考虑打通远方，又要应对马家军围堵，指挥层的每个决定都被时间和情报逼迫着作出。
1937年3月，西路军从二道流沟突围进入梨园口，九军政委陈海松及大批指战员牺牲，三十军部分部队也几乎拼光。部队最后在康龙寺一带被打散，南石窝会议因此成为生死关口。徐向前想留下，并非意气用事，而是担心分散后的队伍失去核心。
会议结束后，他仍试图劝陈昌浩留下：“部队都垮了，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？”陈昌浩只回答：“不行！”徐向前最终再次让步。3月16日，两人告别部队，踏上东返道路。
这一路极其艰苦。徐向前年仅36岁，却因长期奔波、饥饿和风沙，装扮得像年过半百的牧羊人。他与总部特务团营长蔡光波重逢后，得知敌人悬赏捉拿自己，只淡淡说：“放心吧，天下还是咱们的。”随后绕开盘查渡过黄河，换掉羊皮袄，昼夜赶路。
陈昌浩因身体不适，留在途中休息，徐向前只得独自上路。1937年4月30日，他抵达援西军总部镇原，向刘伯承等人说明西路军情况。刘伯承没有追问胜负，只说：“你回来了，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。”
6月18日，徐向前与周恩来一道抵达延安。毛泽东接见他时，重点询问部队作战、伤亡和失散人员，并宽慰道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徐向前则请求继续寻找陈昌浩和失散将士。那场会见，没有把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，更多是对经验、教训和人员安危的处理。
晚年徐向前反复提到南石窝的决定，恰恰说明他把军事责任看得很重。他并未把全部过错推给陈昌浩，也没有用几句“形势所迫”轻轻带过。对他而言，真正难以释怀的，不只是西路军的损失，还有那一刻没有坚持留下，没能陪着最后的部队走完最艰难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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